斯蒂格利茨的理论创新在于他提出了现代经济学最优理论的非均衡量。斯蒂格利茨运用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了传统经济理论的缺陷，指出，标准新古典模型中有关信息的假设是一个严重的失误，因为在标准信息假设中，轻微的不均衡变化将彻底改变标准模型的所有重要结论，在现实生活中，不仅个体搜集、吸收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而且信息的传递是有噪音的和不完全的，同时人有时会犯错误也是合理的现象，这一切都是经济运行分析的前提。描述经济运行仅仅局限于运用价格机制是远远不够的，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价格机制实现帕累托效率的有效性与普遍性是值得怀疑的。因此，新古典模型并不能为市场体制的选择提供理论指导，一旦将信息不完全性引入分析之中，就很难得出市场是有效率的推论。斯蒂格利茨将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备市场引入，进而批评了以新古典模型为基础的兰格－勒纳－泰勒定理在描述市场社会主义特征方面的种种错误理解和误导。指出，其关于竞争市场经济的推论存在两个重要缺陷，即它没有理解市场经济框架的不充分性并错误地鼓吹了市场社会主义的可行性，它所提供的仅仅是一种与潜在效力相距甚远的经济模型。总结和反思过去30年的增长路径，可以看到，痼疾之一，是消费的体制性抑制与增长对投资与出口拉动的过度依赖。痼疾之二，与经济的快速增长相比，中国本土金融市场的发展相对滞后。由于金融业的国家垄断经营和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的缺失，我国金融业和本土资本市场的发展是相对滞后的，未能充分发挥动员国内储蓄、促进投资的有效形成和配置的功能，取而代之的是各级政府以优惠政策吸引和利用外资，导致外国资本对国内储蓄的部分替代，也导致了外国资本和国有资本民营资本的两头挤压，造成了中国有效率的企业组织的不足。中国大规模利用外国直接投资股权投资，同时又对外大规模投资美国国债，以企业产权交换对美国财政部的债权实际上反映了中国有效率的企业投资主体的缺失。痼疾之三，在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上存在一定的偏差。曾经的英雄后又沦为罪人的格林斯潘在其回忆录中讨论过这一问题。他在次贷危机发生前好几年已看出资产市场泡沫的问题，并提出了非理性繁荣的说法，试图进行调控，因无效果而退缩。他提出三点理由为自己辩护：一是美国的法律未规定美联储有监督、调控资产价格的职责；二是资产泡沫的界定十分困难；三是调控资产价格导致实体经济衰退的经济和政治风险过大。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已经普遍接受芝加哥学派货币主义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货币政策的操作规则。但是，这一政策规则在开放条件下是否具有合理性就值得怀疑了。因为资本账户开放场合，一国的通货膨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流动性的供给，而全球流动性供给的最大部分是由美联储投放的。美联储大规模印制钞票，让美国政府和企业在海外以极低的价格购买外国的商品和企业产权，由于流动性的投放和通货膨胀之间在国内有9-18个月的时滞，在全球范围理应有更长时间的时滞，因此在流动性扩张和泛滥的过程中，最先获得流动性的投资者就能获得最大的收益。我们究竟应该听谁的呢？在分析国际大家的见解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美国的大投资家，比如索罗斯、罗杰斯、SCHIFF等人的意见往往与美国的大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除外）大相径庭，其实谁更代表美国的国家战略利益，谁的话就更值得推敲玩味，而不应照单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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