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章太炎本人思想发展的历程来看，“国学”作为内容当然是贯穿其一辈子的思想主题。从他入俞樾的诂经学社做学生起，直至临终那一刻，他坚持的就是“饭可以不吃，学不可以不讲”。不过，“国学”作为一个概念却不是从来就在他的话语体系中获得合法性的。早先，作为国粹派主将的章太炎是用“国粹”来指称后来“国学”所代表的内容的。然而，不久他便将概念改换成了“国故”，并作有《国故论衡》。在第三个阶段，才有“国学”的概念的提出。晚年，章太炎还会使用“国性”来称呼国学。显然，就这四个概念的使用而言，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出章太炎对“国学”的看法：“国粹”无疑显示了对传统文化的高度崇敬之情。但是，它难以回答“凡是历史上的就一定是好的吗？”这样的疑问。“国故”则似乎略微走向反面，认为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似乎给人某种灰尘仆仆的感觉，比不上“国粹”的古色古香。“国性”所指当然也是历史传统文化。章太炎认为，中国当时面对强敌外逼，即便亡国了，只要国性存在，依然有复国的那一天。显然，国性的含义是比较抽象的，不易把握。比较而言，“国学”的提法不仅中立，而且具体。以此为背景，我们似乎也能从“国学”立科而不是“国粹”立科的做法中体会出国家中正的态度。章太炎指出，经学包含着“章太炎指出，经学包含着“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两家，每一家又有各个支系。他本人是古文经学家，认为今文经学所讲的，虽然不完全是宗教，但总体上倾向于此。对此，他是有些不满的。他认为，就“六经”本义而言，“无一非史”。《尚书》、《春秋》都是记事的典籍，是确定无疑的史；《诗经》大部分是为国事而作，只有少量的歌谣，所以也是史；《礼经》记载古代典章制度，是史的一部分；《春秋》胪列事实，中寓褒贬之意，是显明的史；《易经》蕴含着史的精华；《乐经》已经失去，但章太炎揣测它是家在乐谱和制度的，所以也包含着史的特性的。可见，章太炎坚持“六经皆史”说，所以正如汤志钧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在国学的派别中章氏并不专列史的派别。由于“六经皆史”，章氏反对对六经“推崇过甚”。这个态度当然和他古文经学的立场密切相关，然而，今日我们再来看“经”，它们究竟是不可移易的“常道”，还是需要与时变化的文本，那是需要仔细考量的，否则一不小心，我们就可能抬举出若干高高在上的教主来，对他们我们只有跪拜的分。另一种是按内容属性分类，开始分为三类：义理之学、考据之学及辞章之学。3、老子——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虚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论天下之事；潜其心，观天下之理。“道者，万物之奥。”“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谦退是保身第一法，安详是处世第一法，宽容是处事第一法；寡欲是养心第壹法；勿言无益身心之语；勿为无益身心之事；勿近无益身心之人；勿入无益身心之境；勿展无益身心之书。4、庄子——身安，不如心安；屋宽，不如心宽。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以喜悦之身，养喜悦之神。有所敬畏，是做人基本的道义准则。所谓快乐，不是财富多而是欲望少。做人，人品为先，才能为次；做事，明理为先，勤奋为次。人生要学会平和心，喜乐心，慈悲心。5、荀子——概括为七个方面：一是蜕：学习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就，应该不断地有所发明，有所进展，日渐而月进，并且使之产生质变。二是虚：虚指的是学习态度。虚者，虚心、谦虚也。三是一：“一”是专一、专心致志的学习，“学之道，贵以专”。四是静：“静”，指的是心要静，而摒弃一切杂念。五是积：荀子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六是师：“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有了好的老师，便可以好学，“得贤师而事之，则所闻者尧、舜、禹、汤之道也。”七是友：荀子提出，学者应“亲友”，以求得在治学上的“好善无厌，受谏而能诫”，即不断地得到批评和指正，而日有所成。12、禅宗——死生间观节，细微处品德。死亦生，生亦死，死是另一个生的开始，生亦是另一个死的结束。故，生则生、死则死，岂能赖着不死或就是不生？故来之则应，去留无意，随缘而行，不纠结、不着相。文艺方面尚未有人建立新学术体系，而人文方面已经有专著和专属文化传播机构。新国学不存在新儒学，新道学，纯粹只有国学范围性的内容，切勿和新儒、新道、新法等混谈。2、国学，其次是生命国学。国学是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句话引自孔子的自我报告），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是吃喝拉撒睡，是生老病死故，是衣食住行修，是成人成才成圣成贤，是成长成功成熟大成。在“全民投机”的时代，在机会主义泛滥的今天，生命国学有可能让我们更加真实而幸福。（国学是生命国学，何谓生命？生命具有三个基本特性：“发生、存续、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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