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冬·柑橘林（诗歌）

2023-04-24 09:41:43

[提要]诗歌具有时间上的历时性完整,空间上的广达性全面,气候事件的内容广泛性、来源独立性的特点,决定了其在历史气候研究中的可能性。在运用文献资料进行历史气候研究时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对气候资料的提取、运用,诗歌也不例外。任何一条气候资料必须同时具备三个基本要素,即时间、空间和气候事件。如何从诗歌中正确提取和运用这三个要素就成为历史气候研究的关键。此外,诗歌写作的整体背景、诗歌中的文学成分以及诗歌本身存在的谬误等都会影响到诗歌在历史气候变化研究中的运用;而诗歌在不同气候研究内容中的作用也不尽相同,诗歌对于历史时期特殊气候事件的恢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在进行历史气候的平均状态研究时更多时候只能作为一种佐证。在进行历史气候研究中,历史文献记载是最基本的资料来源之一。自1972年竺可桢先生发表《中国近五千年以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1】一文以来,基于文献资料进行历史气候的研究从未间断【2】,并在竺文的基础上进行了许多补充、修改与完善【3】。对于历史文献中各类气候资料的特点和运用,已有诸多学者进行过详细论述【4】,使得利用文献资料进行历史气候研究的可信度大为提高。作为私人文献之一的诗歌资料,虽也有相关介绍,但相对于其它类型资料的研究来说则显得比较笼统,且缺乏详细地论述。本文专门就古代诗歌中的气候信息及其运用作一讨论,如有不当之处还望方家指正。【2】这一方面已有学者做过总结,如周书灿:《20世纪中国历史气候研究述论》,《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4期;杨煜达、王美苏、满志敏:《近三十年来中国历史气候研究方法的进展———以文献资料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2期。【4】王绍武、赵宗慈:《近五百年我国旱涝史料的分析》,《地理学报》,1979年第4期;张瑾瑢:《清代档案中的气象资料》,《历史档案》,1982年第2期;龚高法、张丕远、吴祥定等:《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方法》,(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年;葛全胜、张丕远:《历史文献中气候信息的评介》,《地理学报》,1990年第1期;简慰民、袁凤华、郑景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有关民国时期气候史料》,《历史档案》,1993年第2期;邹逸麟、张修桂:《关于历史气候文献资料的收集和辨析问题》,《历史自然地理研究》,1995年第2辑;满志敏:《历史旱涝灾害资料分布问题的研究》,《历史地理》(第16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0-294页;满志敏:《传世文献中的气候资料问题》,《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2000年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2001年,第56-75页;满志敏:《关于历史时期气候研究的问题答赵志乐先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3期;杨煜达:《清代档案中气象资料的系统偏差及检验方法研究———以云南为中心》,《历史地理》(第22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2-188页。一诗歌在历史气候研究中的特点在我国,运用诗歌中的资料来证史由来已久,虽有学者提出异议,但就现阶段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来看,“以诗证史”不失为一种研究方法。其在历史气候研究中也早有所运用,如竺可桢先生在《中国近五千年以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就曾多次引用诗歌资料作为气候冷暖的证据,此后许多有关历史气候的研究也曾引用诗歌资料作为论据【1】,尤以于希贤的《苍山雪与历史气候冷暖变迁研究》【2】一文最为明显,诗歌构成其文章论述的主要资料来源,其文通过诗歌中对云南苍山雪的描述,勾画出云南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近来,又有学者尝试运用“以诗证史”的方法对历史时期气候变迁进行探讨【3】。在运用文献资料进行历史气候研究时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气候信息的提取,诗歌当然也不例外。从提取气候信息的角度出发,任何一条气候信息必须同时具备三个基本要素,即时间、空间和气候事件【4】。至于如何提取和运用这些要素,下文中我们再详作论述。接下来我们先分析一下诗歌在历史气候研究中所具有的特点。我国诗歌源远流长,绵延数千年。从时间上来说,完全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序列,可谓历时性完整。虽然诗歌在其发展过程中有其不同的脉络和特点,但无论是楚辞汉赋还是唐诗宋词以至明清诗歌,其中都不乏大量的气候信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包含有诸多物候信息,利用这些信息可以进行气候研究,如《豳风·七月》有“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诗句,于是有学者便据此与《吕氏春秋·季秋纪》中九月“蛰虫咸俯在穴”的记载作比较,从而得出《诗经》时代秋季的节令比之战国延后一个月,气候温暖的结论【5】。诗歌中还含有诸如对生物分布界限的描述,如东汉张衡在《南都赋》中提到“穰橙邓橘”,其中“穰”指穰县,在今河南邓县;“邓”是当时的邓县,在今湖北襄阳附近。这个地区已经贴近现代柑橘分布的北界,尽管没有资料证明当时再往北是否有柑橘的种植,但至少此时的柑橘分布北界与现代是相差不大的【6】,以此便可以进行古今气候的比较。同样,晋代左思的《蜀都赋》中也含有大量的气候信息。唐宋时期,是我国诗歌的鼎盛时期,其诗歌中蕴含的气候信息也更为丰富,成为该时期气候研究必不可少的资料。以梅雨期为例,竺可桢先生就曾说过:“梅雨的时期,在我国各地先后不一,这在唐、宋诗人的吟咏中,早已有记载。柳宗元诗:`梅熟迎时雨,苍茫值小春。'柳州梅雨在小春,即农历三月。杜甫《梅雨》诗:`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黄梅。'即成都(唐时曾作为`南京')梅雨是在农历四月。苏轼《舶棹风》诗:`三时已断黄梅雨,万里初来舶棹风。'苏轼作此诗时在今浙江湖州一带,三时是夏至节后的15天,即江浙一带梅雨时在农历五月。”【7】明清时期历史文献较为丰富,大量的地方志、档案、日记等资料就成为气候研究的主要来源,但是诗歌仍是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之一,在很大程度上能弥补这些资料的不足。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杨煜达对嘉庆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815-1817年)云南大饥荒的研究,“由于当时的云南地方官府匿情不报,所以档案中记载几乎全缺,而地方志的资料详细程度又不够,全赖当时人留下的大量诗文,才使恢复这次大饥荒的天气背景成为可能”【8】。在空间上,诗歌涉及的地域亦十分广泛,可以这样说,凡是有文人到过的地方几乎都会留有描写当地的诗歌。范围涉及到我国现在的每个省区,其中也就不乏诸多该地区的气候信息了,可谓广达性全面。诸如象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古代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就不必说了,众多学者在进行历史气候研究中已经有所征引和论述【9】。即便是在一些偏远的地区(如西北、西南),也有许多研究者援用诗歌进行论证,并取得一定成果【10】。龚高法等把我国历史气候资料的来源分为四个方面:系统的观测资料,水、旱、霜、雪、雹等异常气象记载,各种自然地理因子的记载,物候、生物分布和农事等记载【11】。除系统的观测资料外,其余资料均能在诗歌中找到相关信息。其实也可以这样说,上述的三种历史资料从内容上讲,完全可以看作是气候事件的记载,涉及内容较为广泛。如异常气象的记载在诗歌中会经常出现,清人庞垲就曾作诗描写了康熙三十三、四年(1694、1695年)北京地区的异常气候状况【12】。《二月十六日大雪》:“节序春过半,凝寒雨雪骄。漫空飞不尽,着地冻难消。草甲何由坼,花期转自遥。愁心云共结,把酒亦无聊。”《春寒》:“严吹乘风起,千家昼掩门。都将连日冷,还补一冬温(酉冬暖,河不冰)。天道通消息,人情见覆翻。儿童畏龟手,巷鼓亦停喧。”这两首诗均描述了1694年北京地区春季的寒冷,由后一首诗却可以窥知1693-1694年冬季气候是异常温暖;《见市有卖菊者偶成口号》:“今年节气异前年,八月忽如九月天。庙市丛丛争卖菊,无钱即买插篱边。”则表明1694年的秋天来临较早;《六月初九日大雨口号》:“何年无暑雨,今雨太惊人。气似钱塘潮,声传灎滪真。苬鞵浮出户,壁挂倒过邻。上漏无干处,漂摇叹此身。”此诗则记载了1695年夏季的特大暴雨。还有一些诗歌不仅记录了异常气候状况,而且还描述了异常气候变化对当时社会带来的影响,如弘治十六年(1504年)冬江苏吴县大雪,使得洞庭诸山柑橘尽毙无遗种,时人王鏊作《橘荒叹》:“我行洞庭野,万木皆葳甤。就中柑与橘,立死无孑遗。借问何以然,野老为予说。前年与今年,山中天大雪。自冬徂新春,冰冻太湖徹。洞庭苦无田,种橘充田租。霜余树树金,寄此万木奴。悠悠彼苍天,三白望为瑞。如何为橘灾,斩伐如剑利。饾饤索宾筵,贡筐缺王事。会闻后皇树,不过淮之郊。地处岂独无,洞庭号珎苞。衢州徒菌蠢,湘潭亦寥梢。地气信有偏,天灾曷乃遭。物贵固难成,难成复亦槁。遂令洞庭人,为计恨不早。从今原隰间,只种桑与枣。”【13】描绘了这次大雪的寒冷程度及其对洞庭诸山柑橘的灾难性后果。对于自然地理因子的描述也在诗歌中屡有体现,如清人王樾也曾写过一诗描写了光绪十八年(1893年)苏北沿海结冰与钱塘江冻结的境况,“大地气不温,重衾疑浸水。曾闻钱塘潮,冻结平如砥。又闻淮海滨,弥望坚冰履。古老多未经,我生乃值此。”【14】上述王鏊的《橘荒叹》中对太湖结冰的记载也是一例。至于物候、生物分布和农事等记载更是不胜枚举,这里暂举两例:元和二年(807年)白居易在任盩厔县尉时,曾作《观刈麦》一诗:“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伏陇黄。”【15】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陈允泰于阴历二月二十九日骑马经过北京永定门时,赋诗一首:“京城二月山桃发,染得园林一片朱。走马来看花更好,眼明恰似到元都。”【16】比较现在西安小麦的收获日期和北京山桃盛花平均日期就可以看出古今气候的变化。尤为重要的是,从资料的来源看,诗歌资料又明显不同于正史、档案等其它文献,这一点十分明显,无须多论,其完全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资料来源。总之,诗歌具有时间上历时性完整,空间上广达性全面,气候事件的内容广泛性、来源独立性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也决定了其在历史气候研究中的可能性。但是运用诗歌进行历史气候研究要达到理想效果,也殊非易事,正如满志敏先生指出:“最麻烦的是那些在诗词中包含的气候资料,通常一方面缺少时间的记载,另一方面在地点上常常含混不清,利用的难度较大。”但并不是说不可以利用,只不过要花费一些功夫,“文集中大量的诗词中包含许多有关物候的记载,仔细开发其中的气候信息,还有许多工作要做”【17】。【1】龚高法、张丕远、张瑾瑢:《十八世纪我国长江下游等地区的气候》,《地理研究》,1983年第2期;李江风:《唐代轮台气候》,《干旱区地理》,1986年第2期;郭声波:《成都荔枝与十二世纪寒冷气候》,《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3期;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15页;满志敏:《关于唐代气候冷暖问题的研究》,《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1期。【3】马强:《唐宋时期西部气候变迁的再考察———基于唐宋地志诗文的分析》,《人文杂志》,2007年第3期。【4】一般来讲,时间、地点、事件、强度或时间、地点、事件、效果构成一条完整的气候信息(葛全胜、张丕远:《历史文献中气候信息的评介》,《地理学报》,1990年第1期),但从提取气候信息的角度来说,时间、地点和气候事件则是最基本的要素。【5】陈良佐:《从春秋到两汉我国古代的气候变迁———兼论〈管子·轻重〉著作的年代》,陈国栋、罗彤华主编:《经济脉动》,(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3页。【9】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以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龚高法、张丕远、吴祥定等:《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方法》,(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年;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15页;满志敏:《关于唐代气候冷暖问题的研究》,《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1期。【12】[清]庞垲:《丛碧山房诗》3集,卷5、7、10。另注,龚高法等所著《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方法》(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30页)中引用该条资料时出现两处错误:其一,《丛碧山房诗》的作者是庞垲,字霁公,号学崖,任丘人。龚著却作“任丘庞、垲雪崖著”,误;其二,《六月初九日大雨口号》诗写于康熙乙亥年,即1695年,龚著作1694年,亦误。上文我们已经说过,在运用文献资料进行历史气候研究时最重要的步骤就是对气候信息的正确提取和运用。我们先看一则有关诗歌在气候运用中的例子,刘诜的《秧老歌》因被收录在李彦章编撰的《江南催耕课稻编》中而常常被用作历史气候研究。此诗写道:“三月四月江南村,村村插秧无朝昏。红妆少妇荷饭出,白头老人驱犊奔。”很明显,这是一个物候事件的描述。从时间上来说,《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引用此诗作为十三世纪气候温暖的证据【1】;从空间上来说,有学者据此认为这是苏南在历史上清明插秧的最早记载【2】。但是据后来的研究表明,在引用这首诗时无论是在时间还是空间上,均是错误的。在时间上,此诗写的应该是十四世纪的事;在空间上,此诗与苏南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今天的江西省境内【3】。因此,要想运用诗歌进行历史气候研究必须准确提取其时间、空间和气候事件这三个基本要素,如此,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下文将对这三个基本要素进行逐一分析。诗歌中时间的获取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诗歌本身已经含有具体的时间信息,如韩愈的《辛卯年雪》【4】描绘了一场大雪过程,“元和六年春,寒气不肯归。河南二月末,雪花一尺围。崩腾相排拶,龙凤交横飞”诗中有明确的时间,“元和六年”即公元811年。还有的诗歌则是在诗序中有所体现,如白居易有一首《放旅雁》:“九江十年冬大雪,江水生冰树枝折。百鸟无食东西飞,中有旅雁声最饥。”【5】此诗有一个小序明确表明了该诗写作的时间,序为“元和十年冬作”,即公元815年冬。另外一种则是诗歌中没有明确的时间,那么我们只能通过作者的生平及其活动进行合理地推理。对于比较著名的诗人,现代学者对其研究较多,也很深入,据此我们可以很容易得知其生平和活动。还是以白居易为例,其诗《夏旱》描写了当时大旱的情景:“太阴不离毕,太岁仍在午。旱日与炎风,枯焦我田亩。金石欲销铄,况兹禾与黍。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苦。悯然望岁者,出门何所睹。但见棘与茨,罗生遍场圃。恶苗承沴气,欣然得其所。感此因问天,可能长不雨。”根据现代学者对白居易及其诗歌的研究我们可以很容易得知,此诗的写作当是在元和九年(814年)【7】。但是对于一些不知名的诗人我们则需要花费一些功夫,如在《明诗纪事》中有一首顾清的《十二月十八日大雪登楼作寄进之天锡时诸君方修府志》诗:“酸风割耳须作虬,闻雪强起开西楼。西楼一望几十里,玉田瑶圃烂不收。两年秔稻化鱼鳖,穷计每日占来牟。眼前富贵已如此,何苦更作明年愁。书生耐冷自常事,北窗清坐端谁留?神游不到党家帐,意行屡上山阴舟。淮南山海诞莫考,吴中沟浍须精求。暎雪着书堪一笑,却似五月披羊裘。”【8】描绘了一次较大的降雪过程,但是该诗只有日期却没有年份,对此我们需要一步步求证其具体年份。据《明史》可知:顾清字士廉,松江华亭人,弘治五年举乡试第一;弘治六年,成进士;嘉靖六年后不久去世。著有正德《松江府志》32卷【9】。而其自编《东江家藏集》卷11《北游稿》也收录此诗,诗题目中所指“时诸君方修府志”当为修正德《松江府志》,可知该诗写于正德年间。又因为收录在《东江家藏集·北游稿》内的诗歌基本上是按年代先后顺序编排,其前面的诗写于(正德)庚午年间,后面有一首诗为《辛未元旦试笔》【10】,故此诗的写作年代只能是正德庚午年间,即公元1510年。此外,地方志中也保留有大量的当地文人的诗歌。如正德《琼台志》中“正德丙寅冬万州雨雪”条下记有《举人王世亨歌》,描述了当时万州降雪的过程及其影响。“撒盐飞絮随风度,纷纷着树应无数。严威寒透黑貂裘,霎时白遍东山路。老人终日看不足,尽道天家雨珠玉。世间忽见为祥瑞,斯言非诞还非俗。越中自古元无雪,万州更在天南绝。岩花开发四时春,葛衫穿过三冬月。昨夜家家人索衣,槟榔落尽山头枝。小儿向火围炉坐,百年此事真稀奇。沧海茫茫何恨界,双眸一望无遮碍。风冽天寒水更寒,死鱼人拾市中卖。优渥战足闻之经,遗蝗入地麦苗生。疾厉不降无夭扎,来朝犹得藏春冰。地气自北天下治,挥毫我为将来记。作成一本长篇歌,他年留与观风使”【11】,这一记录说明正德元年(1506年)中国南方曾出现过一次大寒潮,今海南岛的万宁竟然出现降雪天气,这是目前所见到的降雪最南记录,对于了解我国气候变化的极值有重要价值。然而,地方志中还有许多含有气候信息的诗歌是没有提供时间的,对于这一部分利用难度较大,甚至无法利用,对于这样的资料我们只能忍痛割爱。上文中对于时间的判定仅仅精确到“年”的分辨率,然而在进行历史气候研究中对于时间尺度的判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同时间尺度的气候变化对生物体、各种自然地理因子和人类活动的影响是不同的,因而不同的证据所能反映的气候变化尺度也不同”【12】,所以,往往因气候事件和空间的差异会对时间尺度提出不同的要求。气候事件按照内容来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天气事件,一类是物候事件。理想的状况是对两者都要精确到具体的年、月、日(即便如此,如果是单年的天气事件和物候事件仅仅只能反映当年的季或年温度状况,还无法直接与气候的平均状态相联系),但是在实际过程中,由于资料的限制或者根据气候事件和地点的不同需要对时间尺度作出不一样的判定。物候事件相对来说要复杂一些,根据情况的不同对时间尺度的要求也就不同。一般来说,诸如植物的开花始、盛期,动物活动的始、终日期,都要精确到具体的年、月、日,才能与现代的物候期有比较的意义。如元代著名道士丘处机曾在北京居住数年,于公元1224年寒食节作春游诗两首,其二有“清明时节杏花开,万户千门日往来”之句【13】。清明节一般在每年的4月4日或5日,日期相对固定,而寒食在清明节前一天。所以,通过与现代北京杏花平均始花期比较可以推算出当年春季的气候状况。白居易于宝历二年(826年)在苏州作《六月三日夜闻蝉》一诗:“荷香清雾坠,柳动好风声。微月初三夜,新蝉第一声。”【14】宝历二年六月初三即公历826年7月11日,而现代苏州地区蚱蝉始鸣日期基本上与上海地区的物候期相似,即在6月30日左右【15】。两者相较可知,白居易当年作诗时苏州蚱蝉始鸣物候期要比现代晚十天左右。以上两个动、植物例子的物候期的时间都要达到“日”的分辨率,但对于一些分辨率只能达到“月”的物候记载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推论。如前文中提到元和二年(807年)白居易在任盩厔县尉时,曾作《观刈麦》一诗:“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伏陇黄。”虽然诗歌中的时间尺度只能达到“月”,但是元和二年(1807年)五月的朔日是在阳历的6月4日,该年小麦的收获日期不会早于该日。今天西安小麦的收获平均日期在6月5日,有记录的13年观察记录中,最早为5月30日,多年变幅达12天【16】。以此与唐代的小麦收获日期相比,当时关中地区的农作物生长期并不比现代更长。《观刈麦》中的唐代小麦的收获期虽不是确切日期,只能达到“月”的分辨率,但可以利用其最早可能的日期进行古今对比。而对于一些古今差距较大的物候现象,其分辨率虽也只能达到“月”,但也可以利用同样的方法进行古今对比。还有一些物候现象对时间的尺度则更宽泛一些。以长江流域出现河湖结冰的现象为例,许浑的《与裴三十秀才自越西归望亭阻冻登虎丘山寺精舍》诗【17】:“倚棹冰生浦,登楼雪满山。东风不可待,归鬓坐斑斑。”记载了该年苏南地区河道出现封冻;李郢的《冬至后西湖泛舟看断冰偶成长句》【18】诗中有“一阳生后阴飙竭,湖上层冰看折时”一句,记载了该年西湖出现冰冻;崔道融的《镜湖雪霁贻方干》【19】:“天外晓岚和雪望月中归棹带冰行。相逢半醉吟诗苦,应抵寒猿袅树声。”则记载了越州(今绍兴)镜湖的冰情。以上几首诗具体的写作时间均不详,只知道作者的大体生活年代,但这并不妨碍其物候指示的意义。因为据现代气候研究表明:在我国,河流冻结的现象主要出现在北方,受冬季气温的影响,我国有一条河流稳定封冻的南界,东起连云港,沿山东丘陵南侧拐向太行山南麓,并西延伸至关中平原以北的山地。在此界以北地区,每年的冬季河流均出现封冻的现象。同时,在长江一线存在另一条界线,即河流结冰的南界【20】。但通过上述几个例子可以看到当时长江流域一带冬天河湖经常结冰,足见气候的寒冷,再结合其它寒冷事件则完全可以为唐代该时期气候寒冷提供证据。相反,如果是在黄河流域,那么这样的物候事件就没有任何指示意义了。至于天气事件,对时间尺度的要求比物候事件精确的多,其分辨率最低要达到“年”,否则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明代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袁宏道于公安(今湖北省公安县)曾作《入春屡作雪,不见梅花,仍用雪中韻作古诗悲之》一诗【21】。大体上说,我国南方的降雪天气都是受冷空气南下而引起,所以“入春屡作雪”说明该年春天冷空气较为频繁。对于一些旱涝、冷暖等异常事件的研究,分辨率达到“年”或“月”就可进行复原,但对于梅雨气候的研究,其分辨率则必须精确到“日”,否则无法确定入梅、出梅日期。所以,无论是对诗歌中时间的提取还是对时间尺度的要求,尽可能做到精确。不过,诚如上文所述,针对不同的情况也可以作灵活处理。空间的确定则和时间的确定方法是一致的,不再赘述。这里仅仅强调一点就是进行历史气候研究时在空间上要明确把握“点”与“面”的关系。有学者曾引用白居易的《和刘郎中望终南山秋雪》一诗,“认为该诗记述了这一年(828年)长安地区秋天即开始降雪,使诗人甚感惊讶,并意识到这是古今往来十分罕见的事,特地以诗记之:`遍览古今集,都无秋雪诗。阳春先唱后,阴岭未消时。草讶霜凝重,松疑鹤散迟。'”【22】对于这一说法有两点值得商榷:其一,虽诗名为《和刘郎中望终南山秋雪》,但并没有说该年秋天终南山降雪,此秋或许作者看到的只是终南山历年的积雪。唐代诗人贾岛曾有《冬月长安雨中见终南雪》一诗:“秋节新已尽,雨疏露山雪。西峰稍觉明,残滴犹未绝。气侵瀑布水,冻著白云穴。今朝灞浐雁,何夕潇湘月。想彼石房人,对雪扉不闭。”【23】即写秋末冬初终南山之积雪。其二,即使终南山该年秋天真的降雪,能否代表整个长安地区下雪呢?我们知道,秦岭山体高大,平均海拔约2500米,南北宽120-180公里,东西长400-500公里,故秦岭山地的各种天气具有明显的垂直变化。据现代秋季对秦岭的调查显示,“秦岭山区降雪日数在2000米左右的山区最早出现在9月下旬”【24】,而终南山海拔2604米,其天气的垂直变化则更为明显,在秋季降雪也在情理之中。因此,由终南山秋雪并不能得出该年长安地区秋天即开始降雪的结论,也不能作为气候寒冷的证据,这明显是混淆了“点”与“面”的关系。我国地理形势复杂多样,区域差异明显,尤其是在垂直地带性明显的地区,在进行气候研究时要格外谨慎。上文谈到诗歌中历史气候资料的三个来源,即水、旱、霜、雪、雹等异常气象记载,各种自然地理因子的记载,物候、生物分布和农事等记载。如果从内容上讲完全也可以看作是气候事件的记载,概括起来就是天气事件和物候事件两种,在其运用时应该注意两个问题。其一,气候事件的真实性问题,这是其能否被运用的首要条件。诗歌作为一种文学创作,虽不乏象李白这样的浪漫主义诗人吟出“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的诗句,但只要我们仔细辨别,就能提取其中的有用信息。据研究认为,此诗当是写实,天宝十一载(752年)严冬太白于幽州作【25】。透过李白夸张的描写,我们提取的只是燕山地区该年(752年)下雪这一事实即可。再如顾清的另一首诗《和進之壬戌雪中作》:“冰柱谁家长万尺,世人未见神仙宅。昆仑五城楼十二,一一银山半天白。天河倒挂楹栋间,下视蓬婆等卷石。”【26】亦充满了极度的夸张和浪漫手法,但是不能否认的一点就是该年(1510年)松江(今上海)地区极度寒冷的事实,以致人家屋檐上都有长长的冰凌。明人卓发之有一首诗《早春雨后晓过燕子矶》,诗中有“荻笋碧如眉,柳丝黄若祆。桃蕊绽似姑,杏花放如嫂”【27】句,用拟人的手法描绘燕子矶的春色,但是其中桃花、杏花的绽放确实不争的事实。关于诗歌中气候事件的真实性问题我们下文中还做详细论述。其二,气候事件的属性问题,这在物候事件的运用上体现尤为明显。王安石的咏红梅诗:“北人初未识,浑作杏花看”,以前被看作是华北地区梅树当时不存在的证据。但是在历史上红梅有一个从南向北的传播过程,所以在尚未普及前,北方人氏与之相似的杏花混淆是自然的,这不等于开封一代就一定没有其它品种的梅花,也不能据此说明北宋时华北梅树就不存在了【28】。还有许多诗歌中没有明确说明植物的种属,因此在利用物候进行气候研究中要格外细心。文人吴自牧曾在《梦梁录》中写道:“仲春十五为花朝节,浙间风俗以为春序正中,百花争放之时,最堪游赏,……最是包家山桃开浑如绵障,极为可爱。”【29】但是现代杭州有两种桃树,一是山桃,另一是毛桃,两种桃花的盛花期并不相同。南宋末年的杭州究竟有几种桃花?而吴自牧所说的桃花究竟为何种,史文中没有交代,故在比较古今物候之前需要作探讨,以确定桃花的种属。这则资料虽不是诗歌,但是诗歌中会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形,完全可以依此作为个案分析。研究分析:据现代植物的区系分布,毛桃主要分布在江淮及以南一带,而山桃主要分布在北方,由于近2000年以来历史时期植物区系与现代没有多大差别,因此,可以利用这个区系的分布关系。从物候的顺序来看,今天杭州的毛桃平均盛花期在3月25日,杏花平均盛花期在3月21日,物候的序列是先杏后桃,而山桃的平均盛花期在3月5日,先于杏花【30】。据宋人张约斋所记,当时杭州杏花庄赏杏花早于花院观桃花【31】,与毛桃的情况相同。另外从沪杭等地百花盛开的时节来看,毛桃与之同期,而山桃则先期盛开,故“百花争放之时”的桃花应是毛桃。根据上述理由可以认为南宋末杭州包家山的桃花应是毛桃【32】。还有上文我们提到的“桃蕊绽似姑,杏花放如嫂”诗句,从对桃花和杏花的“姑”与“嫂”的拟人化描述,我们也可以知道其物候的序列是杏花开放先于桃花,所以诗中的“桃蕊绽似姑”应该指的是毛桃。【22】马强:《唐宋时期西部气候变迁的再考察———基于唐宋地志诗文的分析》,《人文杂志》,2007年第3期。除去对诗歌内容中时间、空间及气候事件的提取以外,诗歌本身的写作背景、写作手法以及诗人本身的写作水平等同样会影响到气候信息的提取,也需要认真对待。而诗歌在不同的历史气候研究中的作用我们也要明确。有些诗歌的写作背景可以从题目或字里行间中得知,如上文中提到清人陈允恭的《二月二十九日出永定门看桃花二绝》,时间、地点、气候事件情景等均十分明了。但是也有好多诗歌的写作背景是十分隐讳的,这些背景包括作者写作时的社会背景、写作时的境遇、写作的意图以及写作时的心情等等,因为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其诗歌对现实反映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明人曾棨有一首赠别诗《陈员外奉使西域周寺副席中道别长句》中云:“草上风沙乱骚屑,边头日暮悲茄咽。行尽天尽始回辕,坐对雪深还仗节。”【1】诗中看似描写了当时西域的气候状况,但是这种描述的可信度有待进一步证实。因为作者并未到过西域,此诗写作的意图仅仅是为送别陈员外(陈诚)出使西域而作,并非作者本人的亲身经验,其可信度很低。在诗歌的写作上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强调诗人的亲历性和诗歌的写实性,金代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就曾强调过亲身经历的重要性,其云:“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2】而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也明确说明亲身经历的重要性:“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即极写大景,如`阴晴众壑殊',`乾坤日夜浮'亦必不逾此限。非按舆地图便可云`平野入青徐'也,抑登楼所得见者耳。隔垣听演杂剧,可闻其歌,不见其舞;更远则但闻鼓声,而可云所演何出乎?”【3】所以,首先要了解诗歌写作的整体背景,这样我们才能确定某首诗歌的写作是否为作者亲历的、内容是否为真实的,这是“以诗证史”在历史气候研究中运用的前提条件。有些诗歌虽然是诗人的真实体验,但现代学者因不明白其诗歌写作的整体背景,也往往会导致其结论的可靠性。如有学者曾引用岑参诗句证明唐代汉中地区气候冬春气候温暖时说“边塞诗人晚年入蜀滞留梁州(汉中)间,对汉中的天气也颇为敏感,在诗中不止一次地提及`暖冬'现象:`汉水行人少,巴山客舍稀。向南风侯暖,腊月见春晖';`腊月江上暖,南桥新柳枝。春风触处到,忆得故园时'。”【4】首先,据今人对岑参的研究,前一首诗《送蒲秀才擢第归蜀》的写作时间当在开元末天宝初,时作者在长安【5】,并不是后来入蜀时所作,且当时岑参不过三十岁,何来“晚年入蜀滞留梁州(汉中)”?其次,后者《江上春叹》一诗当在大历二年(767年)作于成都,这里的江当为岷江,当时作者还在此地作了《早春陪崔中丞泛浣花溪宴》、《送崔员外入奏因访故园》两诗【6】,又何来“汉中”之有?作者在引用这两首诗歌时其写作时间和地点均不甚明了,其反映的诗歌本身内容的可靠性就无从说起,更无从进行论证了。诗歌往往字字推敲,句句斟酌,具有简洁、凝练的特点,从如此简短的文字中提取准确而有效的信息是“以诗证史”的关键。而且诗歌本身就是一种文学创作,诗人会采用多种手法对人、事等进行表达,诸如排比、对偶、夸张、拟人、借代、引用典故、移情手法等,仍需我们仔细梳理、理解,从而准确掌握诗歌内容反映的信息。卓发之的《早春雨后晓过燕子矶》虽然运用拟人的手法,但是我们仔细分析会发现这样几个事实。其一,桃、杏开花的事实;其二,根据先杏后桃的物候序列,确定诗中的桃应该是毛桃;其三,根据其描述可以作古今比较。作者卓发之生活的年代是1587-1638年,而古代的早春一般是指正月,即便是在月末,转化为格里高利历最晚(1608-1637年间)是在3月20日左右,而今南京地区毛桃始花日期是在3月25日,物候期最少相差5天。但是如果不明诗歌中的文学成分,则会造成论证的失误。还是以元人刘诜的《秧老歌》为例,《历史自然地理》中以其头两句“三月四日江南村,村村插秧无朝昏”作为十三世纪气候冷暖的证据。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历史自然地理》运用此诗在时间上的错误,其实这里还存在另一个问题,就是涉及到文学中修辞的手法。据研究,这首诗在作者刘诜的《桂隐诗集》中的记载是“三月四月江南村,村村插秧无朝昏”,这里的“三月四月”使用的是叠字修辞手法,表示江南村野春季插秧的繁忙农时,而且这种修辞手法在《桂隐诗集》中很是常见,如“二月三月蒸红霞”、“六月七月旱魃恣”、“江南二月三月,野水一村二村”等等,而《历史自然地理》中所引用作“三月四日江南村”,点名的是具体的日子,与插秧农忙的阶段概念不相合,同时又不符合作诗习惯,“日”当为“月”字之误,因《历史自然地理》引文转引自清人辑录的《江南催耕课稻编》,可能当时已误【7】。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就是因为没有很好的把握文学中叠字的修辞手法。唐人张籍的《春别曲》:“长江春水绿堪染,莲叶出水大如钱。江头橘树君自种,那不长系木兰船?”其诗歌的具体写作时间和地点均不明了,只知道作者的生活年代是在766年至830年,地点是在长江流域。而乍看之下,其中似乎又蕴含着物候信息,即柑橘的分布区域。我们知道,现代柑橘的分布北界就在长江流域附近,尤其是东段大体位于长江两岸【8】,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根据上文提到过的方法判读其物候指示意义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诗中所谓的物候信息是不存在的,即“江头橘树君自种”并不是描绘的一种真实的情况,在这里只是一种用典的手法,即引用东汉末年李衡在武陵龙阳汜洲种橘的典故【9】。受时代、个人学识、经历等诸多条件的限制,也有许多诗歌本身就存在着谬误,需要我们仔细辨识。关于这一点,竺可桢先生曾经做过一些说明,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即诗人对古代遗留下来的错误观念;盲从古书中的传说;诗人为了诗句的方便不求数据的精密;诗人全凭主观的想法完全不顾客观事实,原来并不错的诗句被后人改错的。并对每一种情况做了举例说明【10】,在此不再一一罗列。诚如文中所讨论的那样,诗歌中具有大量的气候信息有待于发掘和利用,尤其是对于特殊气候事件的恢复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进行某一时期内气候冷暖(干湿)研究时,诗歌的作用就未必如此重要。因为诗歌中的天气事件和物候事件大多数记述的是单年、单季甚至是单天的情况,仅仅反映当年的季或年温度(干湿)状况,还无法直接与气候的平均状态相联系。而能够反映气候平均状态的诗歌只占少数,所以,在进行历史气候的平均状态研究时我们的一个倾向是:如不能对诗歌中某一指示气候冷暖(干湿)的气候事件建立足够长的时间序列,那么诗歌在历史气候研究中更多时候是作为一种佐证。【4】马强:《唐宋时期西部气候变迁的再考察———基于唐宋地志诗文的分析》,《人文杂志》,2007年第3期。【9】《襄阳记》载,东汉末年丹阳太守李衡密遣客十人于武陵龙阳汜洲上作宅,种甘橘千株。临死,敕儿曰:“汝母恶我治家,故穷如是。然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耳。”吴末,衡甘橘成,岁得绢数千匹,家道殷足。(此则记载出自裴松之注:《三国志·吴志》卷48《孙休传》)综上所述,因诗歌具有时间上历时性完整,空间广达性全面,气候事件的内容广泛性、来源独立性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也决定了其在历史气候研究中的可能性。但是运用诗歌进行历史气候研究要到达理想效果,也殊非易事。在运用文献资料进行历史气候研究时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气候资料的提取,诗歌也不例外。正确提取诗歌中的时间、空间和气候事件这三个要素就成为诗歌在历史气候研究运用中的关键。另外,诗歌写作的整体背景、诗歌中的文学成分以及诗歌本身存在的谬误等都会影响到诗歌在历史气候变化研究中的运用,需要认真研究。而诗歌在不同气候研究内容中的作用也不相同,诗歌对于特殊气候事件的恢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在进行历史气候的平均状态研究时更多时候只能作为一种佐证。本文只是对诗歌中的气候信息及其运用做了一个轮廓性的概述,其中具体的细节和方法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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